海内外观察：一篇揭开两岸关系历史篇章的纲领性文献—《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记

    1979年元旦，是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新年。这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诉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中国政府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翻开了两岸关系崭新的一页，使解决台湾问题的历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说，1979年元旦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我们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当天，一位西方国家驻北京记者写下了这样的评论：《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和平统一”的路线，使用了“台湾当局”的称呼，“具有可以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长征路上于1935年发表的《为抗日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相比的历史意义”，它向国内外表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努力已正式开始。这位记者无疑是敏感和准确的，他真实地反映了那个特定年代的特定政策所产生的时代影响。作为当时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一员的叶剑英，对《告台湾同胞书》发表所产生影响的评价，可说是更具权威性、更有时代高度。他说：“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得到全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以及国外侨胞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台湾海峡出现了和缓气氛。”

    这篇对台政策文告，恰似一只报春的燕子，在改革开放元年，向海峡对岸的台湾同胞送去了亿万祖国大陆同胞新春的问候，好像一股涓涓春水，冲刷着隔绝两岸长达30年的坚冰。

    这篇对台政策文献的发表，从某种意义上讲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自1949年台湾问题形成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党和政府的对台方针也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有凯歌行进，也有曲折坎坷。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中国即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央开始考虑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敦促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谈判。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期间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这一声明得到美国响应。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二是向台湾当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倡议。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1956年，中央进一步提出国共两党进行第三次合作、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台湾。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古人有言，不咎既往。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9月，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申明：“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1958年炮击金门后，中央在推动对台工作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出有关重要原则和政策主张，进一步争取实现国共两党谈判。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对台工作，认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可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人去办；现在要蒋介石过来也有困难，逐步创造条件，一旦条件成熟就好办了。5月24日，周恩来将毛泽东关于和平解放台湾问题思想的要点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为：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2.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4.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谈到如果台湾回归祖国时说，台湾社会制度问题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对外表示，台湾在与祖国大陆统一的前提下，可以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1963年1月，周恩来请张治中致信陈诚，将“一纲四目”告知台湾当局。

    然而，正当对台工作日益热络之时，令人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发生了。这场被认为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的革命，使对台工作成为重灾区。1966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岛”的社论，重提“解放台湾”的口号。此后，“国共和谈”“和平解决”的提法再也难见踪影。这篇社论可以被认为是党的对台政策发生重大逆转的开始。

    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1971 年9月13日的“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1972年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结束长达多年的敌对关系，开启了关系正常化历程。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对台工作出现新的契机。1973年召开党的十大，中央决定，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党员可以自己选代表参加党代会。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党员首次组成代表团参加十大。1974年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中央再次让台湾同胞自己选代表组成台湾人大代表团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革”十年的影响，加上“两个凡是”的禁锢，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对台工作仍然延续“文革”中的一些提法。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报告，和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仍然僵化地坚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方针。

    1977年7月，邓小平重新走上中国政治舞台，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胆识和果敢，率领全党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大大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全党思想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解放，为新时期的到来奠定了舆论条件和思想基础。

    这一时期 ，中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一系列历史性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随着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至此，世界上所有大国和大多数国家普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中美建交是一件历史性大事，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有助于两岸中国人排除外部障碍自己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面对国际国内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出发，高瞻远瞩，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中国的统一问题，作出了采取更为积极、更加务实步骤的重大决策。

    1978年12月13日，中美建交谈判进入最后关键阶段，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第六次会谈的请示报告 》时做出批示：“要明确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时我方也要用相同方式表示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这里邓小平亲笔用文字的形式确立了“台湾回归祖国”的新提法，摒弃了“解放台湾”的旧表述。

    12月16日，中国外交部就中美建交问题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阐述中国政府对台政策表示：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希望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一起为祖国统一大业继续做出贡献。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正式场合使用“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新表述，没再使用“解放台湾”的传统提法。

    12月17日，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天，胡乔木向写作人员布置了邓小平交待的一项重要任务，即在1979年元旦，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表一篇《告台湾同胞书》。据参与起草《告台湾同胞书》的《人民日报》国际新闻部副主任谭文瑞回忆，邓小平的意见是：这篇文告要表明我们和平统一祖国的意愿和政策；不再用“解放台湾”的口号，并要宣布停止炮击金门等沿海岛屿；提出两岸通航、通邮、通商；文告既要面向台湾人民，也要面向台湾当局；措辞语气委婉平易些，不要用报纸社论那种文体。总之，要让对方听得进去。三天后，谭文瑞将《告台湾同胞书》交给胡乔木，经过胡乔木精心修改润色，12月24日上午送邓小平处。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作为全会重要成果之一的公报关于对台工作部分是这样表述的：“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完成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的统一和祖国建设事业继续做出积极贡献。”

    邓小平当天对《告台湾同胞书》送审稿迅即作出批示：“我看可用，请你再斟酌一下，最好提到今天下午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还就解放军总参、总政提出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公布时，应以国防部名义发表一个停止炮击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声明一事，做出批示：“两件(指前述总参、总政的请示报告及徐向前关于停止对大、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的声明)请即印发今天下午政治局会议讨论。”

    12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讨论通过《告台湾同胞书》。在通过这一文件之前，叶剑英委员长讲话说：“为了适应当前形势，多做工作，以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央考虑，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的时候，由我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是非常必要的。《告台湾同胞书》的稿子，曾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过，并且征求过一些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政协常务委员的意见，作了必要的修改。”会议以大家热烈鼓掌的形式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

    《告台湾同胞书》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冠名颇有特色和深意。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冠以《告台湾同胞书》之名发表对台工作政策的文告，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195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起草过三篇 《告台湾同胞书》。这三篇对台政策文告全都冠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其中前两篇都是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第一篇文告发布于1958年10月6日。其基本要点是：统一是祖国大陆和台湾的根本方向；国共双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存在共识；重申早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倡议并严格划清台湾问题的性质。这篇文告对于进一步加深美蒋之间的矛盾，促蒋介石共同维护一个中国局面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篇文告发布于1958年10月25日。该文告着重揭露美国政府搞“两个中国”的企图，指出：美国人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并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文告宣布对四种军事目标实行隔日炮击的做法。该文告成功地“联蒋抵美”，有力地击破了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篇文告因当时台海形势的变化，后来没有公开发表。

    与三十年前的三篇《告台湾同胞书》相比，1979年这篇 《告台湾同胞书》可以说在党和国家的对台工作历史上、在两岸关系发展历史上，地位之高、分量之重、特殊性之突出，是大大超过前者的。它的起草及发表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亲自提议、审阅，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同时广泛征求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意见，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表决通过。

    这篇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对台政策文告，其值得品味的深意为何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体现着一个中国原则，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只能由两岸中国人自己独立采取合适的方式来解决，别国无权干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则是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机关，也是体现中国最广泛人民意志的民意机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政策文告，无疑具有权威性、法律性且具有最坚实的民意基础。

    “告台湾同胞书”，它表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对台大政方针，是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是一致的，可以说，这是在新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周恩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工作大政方针。

    其要点是：第一，强调结束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局面的迫切性。指出：“自从1840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这种人为的、违反中华民族利益和愿望的分离，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现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已经把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到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必须尽早结束海峡两岸这种令人痛心的分离局面。

    第二，阐明了实现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指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生活在台湾的还是生活在祖国大陆上的，都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今天，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

    第三，提出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的方针。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

    第四，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原则，和改善、发展两岸关系的政策主张。指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害。”在这一原则下，通过双方商谈，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为双方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前提和安全环境；尽快撤除长期隔绝两岸同胞之间的藩篱，以利两岸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实现两岸“三通”。

    《告台湾同胞书 》的发表，标志着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四十年来，尽管两岸关系风云变幻，波澜起伏，但总的看，当年《告台湾同胞书》中所宣布的对台政策大多已经实现，两岸关系已经大大向前发展了，祖国统一进程向前推进了。今天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祖国大陆的发展强大已经成为决定两岸关系格局和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两岸关系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台工作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对对台工作作出的战略部署，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来源：杨亲华《统一论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