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文化：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融合之产物

（《海内外》杂志社记者、国际华文媒体联盟记者、马来西亚海内外资讯记者、马来西亚海内外传媒集团记者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联合报道）河套是黄河流域的重要组织部分，阴山南北和河套地区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人类祖先居住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具备北方草原自然经济形态的特点。夏、商、周、秦就出现了以河套文化为特征的古代文明。河套的称谓大体从唐代开始，历经宋、元、明、清，“大河三面环之、河以套名，故称河套也”。纵观河套文明孕育和发展的过程，河套文化的发展历史是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河套文明的进程与中华文明共生共荣。

历史变迁。数千年以来，河套地区的变迁历尽沧桑，在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河的臂弯里，孕育、生成了河套文化。在河套文化的形成中，有五个重要的自然人文元素，一是黄河，二是草原，三是阴山，四是战争，五是移民。黄河、草原的影响自不必说，从阴山看，阴山是大河之源的天然屏障，也是北方草原与中原大地的分水岭。“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说尽了阴山的重要和雄伟。再以战争的影响看，河套地处中原与漠北的通衢要冲，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有代表意义的是长城，还有无数的要塞、烽燧。从战国起，不论哪个朝代，以哪个民族为主体，都是经过战争才“各领风骚数百年”。移民的影响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影响文化形成的烙印最显著的是方言。河套地区的许多地名蒙汉混杂，多取自商号。久收了大量蒙古语，形成了本地方言特色，反映了强烈的移民色彩。

河套文化是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融会之产物，其自身漫长的生成发育以及复杂的嬗变传承过程，特别是与乌拉特、鄂尔多斯蒙古文化的关系，也说明了河套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关系。河套文化是北方草原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草原文化中，河套文化既是源，又是流。作为源，河套文化有与北方草原文化共生共长的深厚历史积淀，是对草原文化精髓一脉相承的传扬。作为流，它与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科尔沁文化等蒙古经典文化不同，有其独特的发展走向，传承中吸取了深厚的移民文化的滋养。在草原文化的源流中，它是一个渊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滥觞于古代少数民族的兴盛，生成于秦汉明清的军屯垦殖，绵延于现当代新型文明的文化体系，是丰富的草原文化的一个独立的单元文化圈，是一个完整的区域文化体系，在草原文化构成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河套文化的内容。“河套文化”的提出，主要是基于文化景观而言的。要确立一种文化景观，不可忽视文化地理范畴的文化区划和文化体系。按照习惯，文化区划遵循三种方法，即以文化特质划分的“形式文化区”、以行政区划划分的“机能文化区”和以特种文化意识划分的“乡土文化区”。根据河套文化的成因、演进和扩散形态，河套文化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它具有显著的文化复合体特征，即文化人类学所指的“文化丛”。它是某种特定文化体系的社会群体聚居后形成的一个文化区。“河套文化”是按照文化特质划分的“形式文化区”，有自己的独立文化体系（文化丛）。几千年来，边塞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在河套地区聚集、融合、传承、积淀，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兼容并蓄的地方文化体系。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内涵、丰富的形式为打造河套文化品牌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远在数万年以前，河套先民就在巴彦淖尔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从1992年至1997年期间陆续出土的早期人类化石看，“河套人”属于“晚期智人”，其许多特征“与北京猿人接近”，“‘河套人’应在‘丁村人’之后，在‘峙屿人’和‘山顶洞人’之前”。

先秦以来，河套地区就是国家戍边卫国的军事重地。匈奴的崛起，两汉的兴衰，宋元辽金的战迹，无不与富饶的河套冲积平原和水草丰美的巴彦淖尔相关联。这里的生存优势使先民们从四面八方涌来，特别是各民族与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在此和睦聚居，多民族、多文化大融合，形成了多种文化有机交融的特殊的河套文化体系，蕴藏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阴山岩画是世界上最大的岩画宝库之一；巴音满都呼出土了大量恐龙化石和其他哺乳类及爬行类动物蛋化石；境内赵、秦、汉长城蔚为壮观；遍布于全市各地的古城遗址和古墓葬群，尤其是沙金套海汉墓群数量之多、分布面积之广为国内仅有。据称，在这里出土的2000多年前汉代酒鼎中的烧酒，是目前国内仅有的两件液态文物之一，同时也表明这个地区的酒文化之古远。此外，还有极具地区特色的民族民间书画、音乐舞蹈、剪纸、河套二人台、爬山调、蛮汉调、民俗风情等，都是构成河套文化的重要内容。所以，“河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域名称，它主要聚显的是河套文化，是文化与自然的和谐彰显。

综上所述，河套文化是黄河文化和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北方文化中的瑰宝，是人类发展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聚集交融的典型代表，具有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交融的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强烈的文化包容性。河套文化的形成过程，对于我国的北方军事史、乌拉特草原文化史、游牧定居与垦殖发展史具有巨大作用。探寻和研讨河套文化，传承和弘扬河套文化，打造和传播河套文化，对于丰富黄河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提高地区经济文化的竞争力、影响力、辐射力，提高地方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凝聚力，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河套文化的内涵。河套文化独特的形式及其丰富的内涵，透示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归结起来，似可用“开放，进取，宽容，和谐”的特质来概括。

首先是开放。阴山横亘，黄河环绕，有草原一样宽广的胸襟，有平原一样坦荡的气象，敞开绿色的怀抱，具有包容一切的胸怀。蒙古民族重信用的禀赋，表现为热情好客的真诚。既有马背民族的豪迈风格，也有大河民族海海漫漫的开放情愫。中华文化的历史标征，在这里、都有遗存，恐龙化石、古文明岩画、古长城，古文化遗址，更不用说草原文化的钩沉。是开放造就了多彩，是开放打破了草原与中原的隔阂，带来了开发。至于今天人们崇信的“伊利———心灵的天然牧场”“蒙牛———来自大草原的问候”所表达的现代企业文化，透示的同样是开放的情怀和企望。在这里开放有着历史的广延性，深厚性。

其次是进取。奔放的马背风格，奔涌的大河精神，崇尚自然，蓬勃向上，自强不息，与时俱进，体现了黄河文化的进取精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河套文明作为黄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而且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从远古时代大青山脚下的大窑石器制造，到阴山南北的民族变迁，从古老的鄂尔多斯高原生息繁衍的河套人，到遍布辽阔平原上的现代河套人民，从食肉衣皮的渔猎文明到牛马布野的牧业生产，从农牧结合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一脉相承的都是后浪推前浪而不舍昼夜的奔流进取精神。最为突出的是千百年来的一句民谚“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中华母亲河河套人作为草原人、黄河人的一部分，虽然有其地处边远封闭的特殊性，但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形态却能领先于其他草原地区，与黄河文明中地区基本同步。其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与突飞猛进的现代文明时时相互撞击而又相互融合，是河套人秉承其进取精神对自身的生活态度不断做出的抉择。

再次是宽容。说到宽容，这里有草原、平原、山地、荒漠、湖泊、湿地，大自然的多姿多彩，草原与平原的对话与对抗的特殊形式，大规模的移民与军屯，多民族的长期交流与交往，造就了河套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据调查，河套地区这个20多万平方公里的热土上，聚居来自全国1000多个县市的人口，全国56个民族中有49个在这里分布。除北方蒙、满、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朝鲜等主要少数民族外，南方的苗、彝、瑶、黎、白、壮、傣、哈尼、藏、土家等少数民族都有居住，有的地方一个村营的居民就来自10多个省区。这样广泛杂居的复合形态，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充分反映出这一地区文化背景的包容性。

最后是和谐。河套文化的和谐精神，集中体现在饮食风俗宗教文化中。各族人民在彼此相依的漫长岁月中，饮食方面既保持了各自的传统，又融会互通，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味。比如蒙古族的羊背子、烤全羊、涮羊肉、奶茶，回族的麻花、白焙子、油炸糕，甘肃的拉面，陕北的羊肉泡馍、肉夹馍，山西的烙，还有独具特色的面精酿皮、猪肉勾鸡，酸烩菜等吃法，蒙汉兼通，老少咸宜，风行河套大地。在民风民俗方面，河套人的“婚丧嫁娶”形式既有蒙式，也有汉式、回式，在一些细节方面，还糅合各族各地长处形成比较统一的风俗习惯。传承中各民族都能相互学习、借鉴，接受认同。最典型的是宗教信仰，河套人的宗教信仰可谓大杂烩，遍地开花的寺庙、教堂，充满了个性化特征，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都有一定的尊信者，甚至于在同一个村营里，就有三大宗教的不同信徒住在一起，且相互尊重，相互包容，这在全国都十分少见，充分反映了作为移民文化的河套人的宽容大度的性格禀赋。作为民族融合、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绝唱的“胡汉和亲”，更是构成了河套文化坚强的底蕴，独特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绚丽多姿的民族民俗风情，凝聚了河套文化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奏响了草原各族人民团结和谐的乐章，印证了民族血脉融合的延续和民族大团结优良传统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