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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际华文媒体联盟
要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孔子；而了解孔子最方便的路径，就是走进儒家文化的活“画本”——曲阜“三孔”。曲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传承地和精神象征地，被尊为“东方圣城”和“儒客朝拜之圣地”，这主要源于它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和文化遗产。
孔子故里，儒学诞生地：曲阜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故乡，孔子在此创立儒家文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政治和社会体系。
“三孔”承载着中国的千年文脉，孔庙、孔府、孔林统称“三孔”，1994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孔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孔庙，由鲁哀公在孔子故宅基础上改建，孔林则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延续使用2500余年。
曲阜是历朝尊崇的文化中心，历代帝王不断对孔子追加谥号，对孔庙重修扩建，使其成为“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的象征。建筑学家梁思成称孔庙为世界建筑史上“唯一的孤例”。 曲阜是儒家文化当代传承与交流的枢纽，今天，曲阜是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的核心，孔子研究院、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等机构在此落地，每年举办的祭孔大典和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与伦理体系，儒家以“仁”为精神内核，以“礼”为实践框架，构建了影响中国人两千多年的伦理道德体系。首先是核心道德规范，由“仁”衍生出“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形成了以“孝道”为家庭伦理基石、以“忠”延伸至社会国家层面的文化观念。其次是对价值观念塑造，培养了中国人注重和谐、内敛、务实的价值观，其“中庸”思想成为处理矛盾的哲学基础。
在奠定教育与政治制度基础方面，儒家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政治运作模式，成为传统社会的制度根基。一是推动了教育普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推动私学兴起，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因材施教”等理念至今仍是重要教育原则。二是影响了选官制度，科举制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使儒家思想成为官员选拔的重要标准，强化了文化认同。三是主张德治仁政，倡导“为政以德”，深刻影响了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略。
儒家文化提供了文明对话与全球治理智慧，儒家文化中的诸多理念，正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提供东方智慧。一是和而不同理念被视为文明共处的核心准则，尊重文明差异、寻求共识，有利于消解“文明冲突论”。二是天人合一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思想资源。三是建立了伦理支撑，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与会学者认为算法应嵌入“仁、礼、义”的伦理，以应对全球治理挑战。
儒家文化的文化根基与民族认同主要体现在儒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传承儒家文化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凝聚力，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
儒家文化的道德建设与社会和谐主要表现在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以及“和为贵”“推己及人”等理念，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道德资源。弘扬其精华有助于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并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以德化人”的智慧。
儒家文化提倡教育与人全面发展，儒家重视教育，主张“有教无类”和人的全面发展。其强调道德养成与人文修养的理念，对于弥补现代教育中偏重知识技能、忽视精神涵养的倾向，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对儒家文化治国理政的智慧借鉴主要是儒家“为政以德”“民本思想”等理念，对于当代国家治理、廉政建设和形成良好社会风尚仍具有启示作用。其“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文化渊源之一。
文明对话与世界意义在于儒家“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包容精神，为促进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化解文明隔阂提供了东方智慧。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儒家文化也是对外文化交流、增进国际理解的重要桥梁。
儒家文化打破了教育垄断，确立“有教无类”，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创办私学的第一人，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主张“有教无类”，即不分贫贱富贵，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为平民子弟争取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是划时代的创举。
儒家文化明确教育目的是育人重于教书，儒家强调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完善德行、提高人生境界，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孔子以“文、行、忠、信”四教，其中“行、忠、信”都关乎品德培养。孟子也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认为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的善性和道德品质，这与现代教育提倡的“立德树人”一脉相承。
儒家文化贡献了科学的教育方法，儒家先贤在长期实践中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原则，至今仍是教育界的宝贵财富，一是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个性和智质，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是现代“分层教学”、“个性化辅导”的思想源头。二是启发式教学，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强调在学生主动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引导，而不是灌输。三是要学思结合，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注重学习与思考的辩证统一。四是要终身学习，孔子自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种终身学习的态度也影响了当代教育对持续学习的倡导。
儒家文化塑造了尊师重道与和谐师生关系，儒家文化高度重视教师的作用，强调“尊师重道”。同时，理想的师生关系是和谐、尊重的，如孔子与弟子之间既是师生也是朋友，这种理念也影响了现代教育对建立平等、互动师生关系的追求。
儒家文化奠定了教育的社会地位，儒家将教育视为治国安邦的必要环节，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这种重视教育的社会传统，让“教育”在中华文明中始终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也影响了后世“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共识。
儒家文化的理念层面主要是奠定“德治”与“秩序”的思想根基，一是提供了价值共识，儒家倡导的“仁爱、诚信、孝亲、和合”等理念，通过道德教化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有助于降低沟通成本、增进社会信任，从源头上减少矛盾冲突。二是塑造了“无讼”理想，孔子提出“必也使无讼乎”，主张以德礼教化预防争讼，通过调处息讼而非简单地依赖刑罚，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传统社会对和谐秩序的追求。三是形成了“家国同构”逻辑，儒家将家族伦理（如“孝”）延伸为国家治理原则（如“忠”），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使家庭成为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
儒家文化在制度层面方面主要是支撑“自治”与“软法”的治理传统，一是家族与乡约自治主要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儒家思想支撑了以家长权威、家法族规为核心的家族自治，以及以乡绅为主导、以《吕氏乡约》为典范的乡村自治，形成了“官民共治”的格局。二是在乡规民约的治理效能方面主要是传统乡规民约以儒家伦理为知识体系，是基层社会的“软法”。当前，提升乡规民约、居民公约的治理效能，正是借鉴了这一历史经验。三是在“礼”的规范作用方面主要是儒家的“礼”作为一套行为规范，明确了人际关系和等级秩序，通过“礼俗相交”等方式，有效规范了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
儒家文化在实践层面主要是融入当代“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一是德治引领方面主要是当代基层治理强调发挥德治的教化作用，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选树道德模范、推进移风易俗（如红白理事会）等方式，涵养文明乡风，这与儒家“以德润治”的理念一脉相承。二是自治增活力方面主要是借鉴儒家“民本”思想，当代治理强调激发群众参与，通过村民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平台，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三是在法治强保障方面主要是儒家并非排斥法治，而是将其作为社会治理的底线保证。当代实践中的“法律明白人”、村法律顾问、分类治理“重事”与“细故”等做法，都体现了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传播儒家文化是贡献全球治理智慧，儒家“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等理念，为应对当今世界文明隔阂、理念冲突等难题提供了东方智慧。 面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儒学中的“仁者爱人”“和而不同”也为探索科技向善、划定技术伦理边界提供了思想资源。
传播儒家文化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儒家文化是连接不同文明的纽带，有助于消弭文化隔阂、增进互信。 通过《论语》多语种译介、海外孔子学堂、国际文明论坛等方式，儒家文化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与相互理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化支撑。
传播儒家文化是增强文化自信与软实力，海外传播有助于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增强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儒家思想也承载着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是维系故土情感的重要纽带。 （记者/续炳义，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媒体人、江苏大学特聘教授、海南省侨联特聘专家、国际华文媒体联盟主席、国际文化产业智库主席、马来西亚海内外传媒集团主席、海内外杂志社社长）
孔子故里，儒学诞生地：曲阜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故乡，孔子在此创立儒家文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政治和社会体系。
“三孔”承载着中国的千年文脉，孔庙、孔府、孔林统称“三孔”，1994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孔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孔庙，由鲁哀公在孔子故宅基础上改建，孔林则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延续使用2500余年。
曲阜是历朝尊崇的文化中心，历代帝王不断对孔子追加谥号，对孔庙重修扩建，使其成为“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的象征。建筑学家梁思成称孔庙为世界建筑史上“唯一的孤例”。 曲阜是儒家文化当代传承与交流的枢纽，今天，曲阜是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的核心，孔子研究院、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等机构在此落地，每年举办的祭孔大典和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与伦理体系，儒家以“仁”为精神内核，以“礼”为实践框架，构建了影响中国人两千多年的伦理道德体系。首先是核心道德规范，由“仁”衍生出“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形成了以“孝道”为家庭伦理基石、以“忠”延伸至社会国家层面的文化观念。其次是对价值观念塑造，培养了中国人注重和谐、内敛、务实的价值观，其“中庸”思想成为处理矛盾的哲学基础。
在奠定教育与政治制度基础方面，儒家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政治运作模式，成为传统社会的制度根基。一是推动了教育普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推动私学兴起，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因材施教”等理念至今仍是重要教育原则。二是影响了选官制度，科举制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使儒家思想成为官员选拔的重要标准，强化了文化认同。三是主张德治仁政，倡导“为政以德”，深刻影响了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略。
儒家文化提供了文明对话与全球治理智慧，儒家文化中的诸多理念，正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提供东方智慧。一是和而不同理念被视为文明共处的核心准则，尊重文明差异、寻求共识，有利于消解“文明冲突论”。二是天人合一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思想资源。三是建立了伦理支撑，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与会学者认为算法应嵌入“仁、礼、义”的伦理，以应对全球治理挑战。
儒家文化的文化根基与民族认同主要体现在儒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传承儒家文化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凝聚力，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
儒家文化的道德建设与社会和谐主要表现在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以及“和为贵”“推己及人”等理念，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道德资源。弘扬其精华有助于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并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以德化人”的智慧。
儒家文化提倡教育与人全面发展，儒家重视教育，主张“有教无类”和人的全面发展。其强调道德养成与人文修养的理念，对于弥补现代教育中偏重知识技能、忽视精神涵养的倾向，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对儒家文化治国理政的智慧借鉴主要是儒家“为政以德”“民本思想”等理念，对于当代国家治理、廉政建设和形成良好社会风尚仍具有启示作用。其“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文化渊源之一。
文明对话与世界意义在于儒家“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包容精神，为促进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化解文明隔阂提供了东方智慧。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儒家文化也是对外文化交流、增进国际理解的重要桥梁。
儒家文化打破了教育垄断，确立“有教无类”，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创办私学的第一人，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主张“有教无类”，即不分贫贱富贵，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为平民子弟争取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是划时代的创举。
儒家文化明确教育目的是育人重于教书，儒家强调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完善德行、提高人生境界，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孔子以“文、行、忠、信”四教，其中“行、忠、信”都关乎品德培养。孟子也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认为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的善性和道德品质，这与现代教育提倡的“立德树人”一脉相承。
儒家文化贡献了科学的教育方法，儒家先贤在长期实践中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原则，至今仍是教育界的宝贵财富，一是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个性和智质，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是现代“分层教学”、“个性化辅导”的思想源头。二是启发式教学，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强调在学生主动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引导，而不是灌输。三是要学思结合，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注重学习与思考的辩证统一。四是要终身学习，孔子自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种终身学习的态度也影响了当代教育对持续学习的倡导。
儒家文化塑造了尊师重道与和谐师生关系，儒家文化高度重视教师的作用，强调“尊师重道”。同时，理想的师生关系是和谐、尊重的，如孔子与弟子之间既是师生也是朋友，这种理念也影响了现代教育对建立平等、互动师生关系的追求。
儒家文化奠定了教育的社会地位，儒家将教育视为治国安邦的必要环节，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这种重视教育的社会传统，让“教育”在中华文明中始终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也影响了后世“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共识。
儒家文化的理念层面主要是奠定“德治”与“秩序”的思想根基，一是提供了价值共识，儒家倡导的“仁爱、诚信、孝亲、和合”等理念，通过道德教化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有助于降低沟通成本、增进社会信任，从源头上减少矛盾冲突。二是塑造了“无讼”理想，孔子提出“必也使无讼乎”，主张以德礼教化预防争讼，通过调处息讼而非简单地依赖刑罚，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传统社会对和谐秩序的追求。三是形成了“家国同构”逻辑，儒家将家族伦理（如“孝”）延伸为国家治理原则（如“忠”），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使家庭成为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
儒家文化在制度层面方面主要是支撑“自治”与“软法”的治理传统，一是家族与乡约自治主要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儒家思想支撑了以家长权威、家法族规为核心的家族自治，以及以乡绅为主导、以《吕氏乡约》为典范的乡村自治，形成了“官民共治”的格局。二是在乡规民约的治理效能方面主要是传统乡规民约以儒家伦理为知识体系，是基层社会的“软法”。当前，提升乡规民约、居民公约的治理效能，正是借鉴了这一历史经验。三是在“礼”的规范作用方面主要是儒家的“礼”作为一套行为规范，明确了人际关系和等级秩序，通过“礼俗相交”等方式，有效规范了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
儒家文化在实践层面主要是融入当代“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一是德治引领方面主要是当代基层治理强调发挥德治的教化作用，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选树道德模范、推进移风易俗（如红白理事会）等方式，涵养文明乡风，这与儒家“以德润治”的理念一脉相承。二是自治增活力方面主要是借鉴儒家“民本”思想，当代治理强调激发群众参与，通过村民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平台，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三是在法治强保障方面主要是儒家并非排斥法治，而是将其作为社会治理的底线保证。当代实践中的“法律明白人”、村法律顾问、分类治理“重事”与“细故”等做法，都体现了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传播儒家文化是贡献全球治理智慧，儒家“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等理念，为应对当今世界文明隔阂、理念冲突等难题提供了东方智慧。 面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儒学中的“仁者爱人”“和而不同”也为探索科技向善、划定技术伦理边界提供了思想资源。
传播儒家文化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儒家文化是连接不同文明的纽带，有助于消弭文化隔阂、增进互信。 通过《论语》多语种译介、海外孔子学堂、国际文明论坛等方式，儒家文化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与相互理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化支撑。
传播儒家文化是增强文化自信与软实力，海外传播有助于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增强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儒家思想也承载着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是维系故土情感的重要纽带。 （记者/续炳义，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媒体人、江苏大学特聘教授、海南省侨联特聘专家、国际华文媒体联盟主席、国际文化产业智库主席、马来西亚海内外传媒集团主席、海内外杂志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