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揭秘新闻发言人是如何“炼”成的

为钱其琛外长做翻译

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人大的记者会是在 1988 年。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和各部委负责人，钱其琛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外长记者会时，由我担任现场英语交替传译。当时我从英国肯特大学留学回来已经两年，在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工作。

记者会的交替传译比平日难度更大，容错度很小，翻译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为了进入状态，我大约提前 40 分钟就到了人民大会堂，在陕西厅等候。这是我第一次为这么重要的记者会做翻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紧张。

过了一会儿，钱其琛外长到了，他一如往常，冷静平和，眼睛炯炯有神，快步走进来。“紧张吗？”他看着我，关心地问。“是，特别紧张。”我如实回答。“今天是考试，考你，也考我呀。”钱外长这样说。

我一下子醒悟，这个时刻，怎么还在纠结自己的紧张，毕竟我只是做翻译，而此刻压力最大的是钱外长。我感到自责，需要尽快摆脱那种折磨人的紧张情绪。于是，我跑到盥洗室，原地跳了50下，很快气喘吁吁、浑身发热，好像确实缓解了心理压力带来的紧张感。

我回到接待厅，钱外长仍然安静地坐在那里。他看着我跑出跑进，宽慰地笑笑。

记者会开始了，我跟随钱外长走上主席台，内心平静，不再紧张。钱外长语速比较快，用词精炼简洁。英文语法结构完整，对于翻译来说，短句子处理起来难度更大，往往不容易组织起完整的句式结构。现场如何准确把握他讲的话，包括把他想传递的含义和态度及时反映出来，对我真是不小的挑战。我努力跟上钱外长的思路，力求理解他的意图，抓住答问的重点和含义，选择恰当的词汇表达，整个进程还算流畅。

当人处于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时，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记者会就结束了。

傅莹年轻时曾担任邓小平的翻译

既严厉又充满关怀

我在外交生涯中崇拜的“第一人”是周总理。我主要是从历史和档案中了解了他的理念和外交技巧，深受教益。第二位就是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了，他于我而言是一位既严厉但又充满关怀的领导和老师。我曾经有两年主要是给钱外长做翻译，他的含而不露、专注、坚定和宽忍，对我影响很大。

1990年底我离开翻译岗位，转做亚洲方向的外交工作，仍有许多机会随同钱外长参加多边会议和外交谈判，这些经历让我学到许多。比如，遇到外交难题时，如何判断利益的优先顺序，如何争取更多更好的结果，如何敢于舍弃以实现共赢；又如，在对外交往中，如何不卑不亢，有自尊也尊重对手，最终赢取对方的尊重和信任。钱外长考虑问题总是先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定位，再决定每个外交处置的策略和手段，让大方向的坚定性和具体处理上的灵活性达到完美结合。与工作人员相处时，他总是态度平和，话不多却充满鼓励，让大家感受到团队的温暖。

钱其琛外长也是外交部的第一任发言人，正是在他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期间，建立起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个契机发生在1982年3月，中国与苏联经历了20多年的对立和紧张后，出现转圜的窗口。时任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他虽然仍习惯性地攻击中国，但是也罕见地释放了苏联愿意改善与中国关系的信号。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时机，指示外交部做出回应。3月26日，钱其琛以新闻发言人的身份讲了三句话：“我们注意到了1982年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实施
 

1983年4月23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了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两会”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是在这之后开始实施的。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涛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首任新闻发言人。6月4日他与政协发言人一起，向中外记者发布了关于召开“两会”的新闻。由此，“两会”举办新闻发布会的制度延续至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发言人先后经历了曾涛、姚广、周觉、曾建徽、姜恩柱和李肇星六任。这六位老前辈都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或者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为全国人大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从未想过，若干年后，自己会成为他们的继任者。

      新闻发言人需要一个团队

　　如果有人以为一场发布会的成功是靠发言人自己的努力就能实现，那是要打一个大问号的。人大会议发言人工作复杂而具有挑战性，这一切都不可能由一个人独立完成。

　　我的背后有个专业团队。团队的力量在于能够把多人的智慧聚合在一起。

　　我在2013年3月第一次做发布会时，准备时间非常仓促。面对那么多社会经济问题和法律专业内容，我无法做到把每个问题都搞懂弄透，整个过程让我备感吃力。我当时意识到，这种准备方法不是长久之计。

　　考虑到党的十八大之后，全面依法治国步伐加快，人大的各项工作也将步步深入，而我作为发言人，必须跟上进程。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为发布会的筹备工作探索出一条更合理和有效的路径？

　　2014年筹备工作时，我开始组建起一个小团队。首先选择的是人大机关有丰富经验的资深专家和有法学理论素养的干部，他们熟悉人大业务，能够提供法律方面的意见。

       后来在2015年的筹备工作中，我又邀请到几位院校和智库的成员加盟，包括法学、经济、国际关系和传播等方向，形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相结合的综合性人才组合。团队中的大部分是年轻人，虽然多是兼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但大家对参加团队兴趣盎然、勇于拼搏，竭尽所能地投入。

      模拟演练

　　团队的任务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筛选和梳理问题。借助前期的媒体座谈会、部委座谈会和专家与智库学者讨论会，搭车了解和熟悉情况，寻找和判断社会和媒体关注的重点问题。我在前期座谈会的间歇，经常找团队成员开会讨论，分析和筛选问题，以便于下阶段对发布会的准备更加聚焦、更有效率。

　　第二阶段是针对重点问题做调研和拟写答问要点。我会根据团队成员的专业和兴趣分配给每个人重点研究的方向，先把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结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重点，考虑如何回应。在这个基础上，大家一起商讨，然后分头拟写答问要点。最后，我需要把答问要点转化为自己熟悉和舒适的语言。

　　第三个阶段是演练。要模拟发布会的情景，由团队成员从不同角度向我提问，对我的回答进行点评和分析，挑出毛病和问题，进行修改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我鼓励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而他们也确实不客气，尤其对反复出现的错误，会非常严厉地提出批评。

　　几年来，大家理念相同、分工协作、配合良好，我们把这个临时队伍称为“小分队”。队员们亲如家人，相互学习。

　　除了团队，我还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我经常请人大机关的同事帮忙审改答问要点，请他们用“挑剔”的眼光帮助把关。每次他们都会提出很多重要的修改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鹰就是我最严厉的老师之一，她的审核被我们视为“权威质检”。曾主管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工作的副秘书长李连宁也是一位法律专家，在我最初准备记者会时为我引路，并持续给了我很多好的建议。这样的同事还有很多。此外，我还会听取一些智库的意见和建议，遇到专业和难点问题时还会请教专家和学者。

   “海选”问题

　　我初做发言人时，最强烈的感受是被淹没进了问题的海洋，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尽快找到方向。

　　在人大新闻发布会这样的场合，媒体所期望回应的问题，往往会涉及法治、公平、安全和环境等广泛的领域。而发布会是一个集约的平台，时间和空间都有边界。一场发布会一个多小时，只能回答十几个问题。公众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记者最有可能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在每年发布会的准备过程中，我和团队时时考虑的是，怎样衔接媒体和公众关注的问题，在有限的一个多小时，传递出公众期待的重要信息。

　　从何处着手？先从媒体关注的问题中进行“海选”。前期筹备工作中根据座谈会整理出来的“问题大本”，是我和团队的基本参考。我们将媒体提出的问题拼出一幅“矩阵图”，纵向是各家媒体，横向是他们提出的问题，两者结合处用黑色块标注，按图索骥，基本可以排出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排行榜”。这听上去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是学传媒的小廖对媒体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归类和排列。

　　我和团队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这些问题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相关性，最终选出大约70个重点问题，作为准备新闻发布会的基础。

　　70个“问题”实际上是70 个“话题”，比如雾霾、反腐、“十三五”规划、朝核、南海等，它们是从大量问题中“浓缩”而来的，基本能覆盖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范围。虽然记者对每个话题都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是我只需要做好对话题的准备，然后依靠技巧回应关于这个话题的各种提问。

　　我无法“订制”记者的问题，但是会鼓励记者思考和聚焦，鼓励记者问“精彩”的问题，好的问题应该能够呼应民众心中的关切。有的记者提问角度准确独到，问题直指要害，而且语言表达有趣，说明是对问题进行过相当透彻的研究。从这些年的经验看，平日对一些问题研究比较深的记者，在发布会上的提问都比较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