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背景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外部侵略、内部政治斗争、以及清政府的应对策略。具体来说一是外部威胁。1865年,中亚浩罕国的阿古柏率军侵占新疆的喀什噶尔,并成立“哲得沙尔汗国”。随后,阿古柏的势力扩展到北疆,并与英、俄等国勾结,这些国家试图通过支持阿古柏来控制新疆;二是内部政治与军事准备。面对外部威胁,清政府内部发生了塞防与海防之争。左宗棠主张重点防御新疆,他的建议最终被清廷采纳,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制定了“缓进急战”和“先北后南”的方针,进行了充分的军事准备;三是军事行动。1875年,左宗棠率领清军出发收复新疆。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战斗,清军逐步收复了被阿古柏占领的土地。这场战争不仅展示了左宗棠的军事才能,也体现了清政府在面对外部侵略时的决心和行动。此外,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行动也反映了清朝后期在处理内外挑战时的复杂局势,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关乎军事胜利,还涉及到政治、外交等多个层面,展示了清朝末期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方面的努力。

1865年,毗邻中国西北边疆的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占领了包括喀什噶尔、和阗、阿克苏在内的南疆地区以及迪化(今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与此同时,恰逢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不久,沙俄和英国的竞争焦点转向亚洲。处于亚欧腹地、被形象地称为“亚洲枢纽”“亚洲心脏”的新疆,在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获悉阿古柏入侵新疆后,沙俄和英国都意识到这是扩大势力范围的重大机遇,因此两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阿古柏。沙俄以“代管”和保护侨民为借口侵占伊犁地区,并扬言攻占迪化(今乌鲁木齐)。 英国则妄图在新疆成立一个隔绝沙俄势力的“缓冲国”。 阿古柏在沙俄和英国的支持下建立了伪政权,中国西北边疆局势岌岌可危。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朝臣主张听从英国的建议,承认阿古柏侵占新疆的既成事实,集中国力专心海防,在某种程度上有放弃新疆的意味。得知这种情况,左宗棠心急如焚。他如孤勇者般挺身而出,力陈放弃新疆是自挫国威的短视行为,助长西方列强嚣张气焰,必将遗患长远。他陈述“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的利害关系,最终打动了清朝最高统治者, 清政府由此定下了“海防”“塞防”并重的战略,于1875年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新疆地域广大,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积为166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这里有众多的草原、河流,也有连片的沙漠戈壁。南疆地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为33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十大沙漠,被誉为“死亡之海”。今天,我国已建成三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公路。但在19世纪70年代,西征军绝无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可能。面对新疆复杂的地势,先收复北疆势在必行。收复新疆之战的关键在于解决补给问题。西北用兵,“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难于筹粮”。从甘肃到新疆路途遥远,必须提前筹划好进军和补给路线,保证粮饷供应充足才有望获得胜利。现在,从甘肃酒泉到新疆东大门哈密,开车走连霍(连云港到霍尔果斯)高速,全程共计632公里,最快需要花费7个半小时。当时西征军的主要运输工具是马、骡子和骆驼等畜力,以这样的运输条件供应几万大军的吃穿用度,补给的难度可想而知。随着西征军的不断深入,这条补给线会越来越长。因此,左宗棠实施精兵策略,裁撤军队中的冗员,鼓励他们就地发展生产,保障军队供给。

在收复新疆大部后,伊犁地区成为清政府和沙俄关注的焦点,1871年,沙俄料定清政府无法收复新疆,因此在出兵强占伊犁时曾向清政府表示,等清政府收复迪化、玛纳斯等城后,就会将伊犁交还给清政府,左宗棠的迅速进军打破了沙俄妄图长期侵占伊犁的美梦,将沙俄逼到了谈判桌前。但清政府代表崇厚十分无能,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按照条约规定,清政府除了要赔偿沙俄500万卢布“收回”几座空城外,还要丧失伊犁地区的大片领土,清政府对崇厚擅自答应对方条件的行为十分不满。在派出曾纪泽到俄国继续谈判的同时,清政府也密令左宗棠做好军事收复伊犁的准备,这才有了左宗棠抬棺出征的一幕,左宗棠不畏强敌,豪情万丈,用“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表达了坚决收复伊犁的决心,左宗棠的行动震慑了沙俄。经过艰难谈判,中俄双方于1881年签订《中俄改定条约》。此条约虽然也是不平等条约,但较之前崇厚签订的协议,已经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权益,伊犁最终回到祖国的怀抱。林则徐晚年曾路过长沙,与布衣秀才左宗棠有一次彻夜长谈,史称“湘江夜话”(也称“星沙夜话”)。林则徐对青年左宗棠十分器重,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他,并寄予厚望:“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几十年后,左宗棠没有辜负林则徐的期望。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的举措主要包括建立行省、实施“缓进急战”的军事策略、以及通过外交努力收回伊犁地区。首先是建立行省。在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提出了在新疆建立行省的建议,以实现政制与政令的统一,他建议以乌鲁木齐副都统驻地为省会,新疆巡抚为新疆最高军政长官。此外,他还对新疆的行政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设立了多个知府、知县等职位,以管理地方民政事务和军事防务。其次是实施“缓进急战”的军事策略。面对新疆错综复杂的形势,左宗棠提出了“缓进急战”的作战方针。这一策略考虑到了新疆的地理与地貌特点、交通状况,以及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与实力对比。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来筹措军饷、囤积粮草、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这一策略的成功实施,使得左宗棠在攻占古牧地后仅用了6天时间,就收复了新疆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还有通过外交努力收回伊犁地区。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中国通过军事进逼和外交努力,与俄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政府最终收回伊犁地区。这一举措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

左宗棠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主要体现在一位在晚清历史中留下浓重一笔的湖南人,他的一生致力于澄清天下,重开太平,为那个浑浊的时代照亮前路,也温暖了整个世界。他的家国情怀不仅体现在对国家的忠诚和贡献上,还深深影响了他的后裔和后世。左宗棠的这种情怀,是他一生魂牵梦萦的宏愿,也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左宗棠的行动和决策,无不体现出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面对国运衰竭、列强环伺的困局,他力排众议,率兵西征,保住了中国六分之一的国土,展现了其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责任感。他的这种精神,不仅在当时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宗棠的后裔们,深受其精神影响,大多投身于教育、科研、医疗、文化、艺术等领域,继续践行着左宗棠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在家族内部得到了传承,而且成为了湘阴这座城市重要的文化根脉,深刻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左宗棠的生平和事迹,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家国情怀,是对“修齐治平”做人正道和理想的生动诠释,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爱国情怀的具体体现。左宗棠的一生,是对“出征卫国”理想的践行,是对“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献身精神的最好注解。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左宗棠在新疆的善政恤民体现了他的天地正气和家国情怀。左宗棠是晚清名臣,以其清廉自律、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和为官准则,在新疆留下了深刻的政治印记。他的政治生涯中,不仅自己坚守廉洁,还将这种价值观贯穿于治家、治国之中。左宗棠的家规家训,包括家书、楹联匾额以及警示劝诫名言等,都充满了浩然的天地正气与浓郁的家国情怀。他反对科名求仕,极力倡导“耕读为本,自立自强”,要求子孙艰苦奋斗、自食其力,凭真才实学,靠技艺吃饭,以实学实行造福大众。左宗棠教育子孙要清白廉洁,“一芥不取,一尘不染”,鼓励子侄们胸怀天下,要有大无畏的担当精神。在左宗棠的严厉教导下,左氏家风端肃,时人称赞。他的生活简朴,为官清廉,即使身为封疆大吏,每年寄回湘阴的家用也只有200两银子,其余全部用于治军等用途。由于长期伏案工作,袖口经常磨破,为节约置衣开支,左宗棠在衣袖外加层袖套继续穿。这种勤俭清廉的生活态度对后世子孙影响很大,更难得的是带出了一支清廉的团队,他麾下的将领、官员均以清廉闻名于世。左宗棠的善政恤民不仅体现在他对个人的严格要求上,还体现在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怀上。他任闽浙总督时,严加劾办贪吏,对那些贪赃枉法者严惩不贷。他还搜集整理吏治言论,编成《学治要言》,发给各级官吏学习,要求廉洁干练,远离贪腐。左宗棠的这些做法,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吏治体系和独特的廉政文化,为新疆的发展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之,左宗棠在新疆的善政恤民体现了他的天地正气和家国情怀,他的政治实践和家庭教育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尤其是在勤俭清廉、公而忘私方面的表率作用,对新疆乃至全国的政治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