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主办，海南旅控商业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博鳌国宾馆有限公司海口东坡酒楼分公司、海南天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办，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承办执行单位的首届中国（海南）东坡文化旅游大会—2023东坡美食文化荟活动于2023年2月16日在海口东坡老码头东广场隆重启幕，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军，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会长、原国家质监总局副局长、国家标准委员会主任刘平均，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会长邢颖，海南旅投党委书记、董事长陈铁军，眉山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剑东，眉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鲁力，东方美食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食政研究中心主任刘广伟，海南大学党委书记、海南省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符宣国，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王惠平，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刘凤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一级巡视员汤德辉，海口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黄舸，儋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朱江，中共青神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其军，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副会长兼川菜产业委员会主席、眉州东坡餐饮集团董事长王刚，国际华文媒体联盟主席、国际文化产业智库主席、海内外杂志社社长续炳义等嘉宾参加了开幕式，来自四川眉州、广东惠州、河南开封、浙江杭州、海南儋州、江苏扬州、湖北黄冈、湖南长沙、江苏徐州、江苏常州等东坡旅居城市餐饮代表团的全体人员，以及海南省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和相关单位的负责人也参加了开幕式。 国际华文媒体联盟向全球特别推出参加首届中国（海南）东坡文化旅游大会—2023东坡美食文化荟活动的十个东坡旅居城市，把当地的东坡美食故事讲给你听、他（她）听、世界听。
2023东坡美食文化荟重点主题活动“东坡旅居城市东坡美食文化研讨交流会”2月17日上午在海口召开。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铁军，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会长邢颖，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会长、原国家质监总局副局长、国家标准委员会主任刘平均，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李公羽，海南国际品牌贸易促进会荣誉主席、专家委员会主任蔡仁杰，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社长、党委书记王景霞，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副会长兼川菜产业委员会主席、眉州东坡餐饮集团董事长王刚，国际华文媒体联盟主席续炳义，东方美食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食政研究中心主任刘广伟，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会长符史钦，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副会长、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陈恒，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食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高启安，辽宁省饭店餐饮协会常务副会长王辉，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副秘书长王文江，常州市中吴江南美食研究院理事长周家林，眉山市文广旅局机关党委书记粟红，眉山市东坡区商务博览局副局长赵微，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刚，眉山川菜联盟秘书长、成德眉资美食产业发展联盟副会长王大锟，黄冈市餐饮酒店行业协会会长袁新，杭帮菜研究会会长陆魁德，开封市餐饮行业协会会长王曾伟，惠州市餐饮行业协会会长叶定华，儋州市美食行业协会会长侯群英，常州市烹饪餐饮行业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符学平，徐州市餐饮酒店业商会副秘书长苗地，扬州名城建设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长乐客栈酒店有限公司总经理魏龙海，湖南省餐饮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长沙市餐饮行业协会会长任伟政，海南龙泉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甘宗义等出席会议，共议“繁荣东坡菜系，助力行业发展”。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文坛领袖苏轼在“乌台诗案”中遭到政敌的迫害，虽然勉强保住了生命，但却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的闲职，受当地官员监视。这是苏轼仕途生涯第一次被贬出京。
在遭受了此次人生（仕途）的重大挫折后，昔日曾渴望仿效古人“射天狼”，自称是“麋鹿性，非优辕姿”的热血青年苏轼，终于认识到了政治的残酷性。此后，大彻大悟的苏轼变身东坡居士，回归田园生活，“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他这时心态的真实写照。
宋哲宗即位后，苏轼获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先后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以及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等职。但是，由于胸负家国情怀的苏轼，始终不愿意与朝中得势者同流合污，并且多次仗言直谏，于是再次遭到诬告陷害。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又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贬所为当时的蛮荒之地惠州。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在苏东坡陷入人生低谷之时，惠州的父老乡亲们热情地接纳了他，而苏东坡也入乡随俗，很快就融入了惠州本地的市井生活中，并决定在惠州“以彼无限景，寓此有限年”。
此后，心无旁骛的苏东坡才思泉涌，创作出了一大批接地气的文学作品。其中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首《食荔枝》诗因朗朗上口，具有浓郁的岭南地域特色而广为传诵，至今脍炙人口。
据统计，苏东坡寓居惠州约两年七个月，不仅留下诗词、序跋、书画等作品多达587首（篇、幅），而且还留下了合江楼、泗州塔、嘉佑寺、朝云墓等一批被他的作品赋予了文化内涵的遗址。所有这些，都是苏东坡给惠州留下的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惠州的影响深远，一如清代诗人江逢辰所说：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时至今日，东坡文化已经成为惠州文化自信的底气，而作为东坡文化主干的东坡精神，则是东坡文化能够历久弥新的源动力。也就是说，东坡精神才是苏东坡留给惠州人民的最大财富。
为什么说东坡精神才是苏东坡留给惠州人民的最大财富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就要从东坡精神的内容说起。
务实精神：放弃幻想，脚踏实地。当年，苏轼在进京应试时，受到当时的主考官、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年轻的苏轼出道即到达人生巅峰，名动京师，并逐渐成长为新一代的文学领袖，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此时的苏轼意气风发，胸怀“致君尧舜”的雄心壮志，立志要有所作为。即使是在密州（自请出京）时期，“老夫聊发少年狂”的他依然雄心不减，渴望效仿古人远赴西北边疆“射天狼”。但面对连续两次被贬的残酷现实，苏轼“已绝北归之望”，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决定回归田园生活，融入惠州的市井生活之中，用他最擅长的方式：文学、科学知识为惠州作出自己的贡献。从昔日高居朝堂之上、众星捧月的文坛领袖，到被贬惠州时“前年家水东，去年家水西”的落魄，落差不可谓不大，但苏轼却能做到荣辱不惊，从文坛领袖华丽变身为与世无争的东坡居士。这体现出了苏轼务实的作风，而务实精神，正是东坡精神的基础。
实干精神：有条件要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苏东坡被贬谪至惠州后，不仅没有任何行政权力，而且还要受到地方政府的管辖（监视）。在这种无法调动任何资源的情况下，作为光杆司令的苏东坡很难有所作为。此时，他最好的选择是远离尘世的喧嚣，独居幽处与世无争。但是，苏东坡可不这么想。他心系惠州民生，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他以实际行动硬生生地创造出条件，从而使对惠州的民生工程进行改造，以及对农具的改进等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筹建两桥一堤，功在当代，造福子孙。惠州城四面环水，东西两城隔江相望，当时的老百姓只能靠小船过河，既不方便而且危险，经常出现有人溺水身亡的现象，就如苏东坡在《东新桥》中所说：“不知百年来，几人殒沙泥”。因此，苏东坡到了惠州后，认为当务之急是要筑堤建桥，以解决百姓出行难的问题。经过实地调研，苏东坡提出了两桥一堤的解决方案。为了筹集筑堤建桥的资金，苏东坡以身作则，率先将皇帝赏赐的犀带捐赠出来，并且动员弟弟一家捐赠。在苏东坡的奔走呼吁及以身作则的感染之下，众人纷纷慷慨解囊，很快就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并选择吉日开工。在工程完工之日，惠州的父老乡亲奔走相告，自发地尽情庆祝。“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既是当时的盛况，更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民以食为天，苏东坡改进农具提高生产力，功莫大焉。我们现在都知道，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换句话来说，就是生产工具的先进程度决定了生产力水平。事实上，早在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苏东坡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在惠州，苏东坡设计制作秧马，并作《秧马歌》劝教老百姓使用秧马，从而改变了百姓使用秧马前，在插秧时“俯伛秧田，非独腰脊” 之苦，以及农夫因在脚胫上打洗秧根，造成“积久皆至疮烂”的现况。使用秧马（不用弯腰插秧）不仅可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又具有对劳动者保护的优越性，很快，“惠州民皆已使用，甚便之”。另外，苏东坡还根据惠州部分地区溪流落差较大的实际情况，设计、推广了水碓水磨，从而解决了之前民众靠人力、畜力来舂米、磨面，研磨香粉时，效率低下的问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苏东坡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创造条件筑堤建桥，改进劳动工具，惠及一方百姓，从而受到了后人的敬仰及追慕。这与当代提倡的“实干兴邦”精神完美契合，从而使东坡文化能够历久弥新。所以，实干精神，就是东坡精神的精髓。
乐观精神：天涯何处无芳草。苏东坡三次遭贬，不仅一次比一次贬得远，而且官职也是越贬越小，最后已到了降无可降的地步。而雪上加霜的是，他在被贬途中又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更是在惠州痛失了红颜知已王朝云。但是，仕途的失意与家庭的变故，并没有击倒苏东坡，他始终相信“枝上柳绵吹又少”并不可怕，因为“天涯何处无芳草”。苏东坡认为，只要心中有春天，那么，就算是身处数九寒冬，春天也不会离你而去。因此，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而乐观精神，正是东坡精神永葆青春的保鲜剂。
总之，惠州因拥有苏东坡留下的灿烂文化遗产，从而成为了历史文化名城。而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历久弥新的东坡精神与实干兴邦的改革开放精神完美契合，使东坡精神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所以，苏东坡留给惠州最大的财富，就是以务实为基础，以实干为精髓，以乐观为保鲜剂的东坡精神。（记者/续炳义，国际华文媒体联盟主席、国际文化产业智库主席、马来西亚海内外传媒集团主席、海内外杂志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