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因为它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完全彻底地打败了入侵之敌，一洗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以下两个问题息息相关，即中国能否全面抗战？能否坚持到最后？本文试图从这两个方面对美国华侨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所作的贡献进行探讨。
中日民族冲突由来已久。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步入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并很快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积极对外扩张，掠夺资源，侵占领土，邻邦中国自然成为其觊觎的首要目标。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先后夺取中国的藩属琉球群岛和朝鲜，还霸占了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及澎湖群岛。1904—1905年，日本通过对俄战争又攫取了在中国东北南部的特殊利益。1915年，日本诱逼袁世凯签署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又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5年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1928年5月3日在济南制造济南惨案，以阻止北伐军统一中国。1931年9月18日，日本趁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自顾不暇之际，怀着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以此为借口出兵占领我东三省，翌年3月，建立以满清末代皇帝溥仪为首的傀儡政权，从此开始其全面吞并·中国野心的第一步。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上海蓄意制造了“一·二八”事变，1933年向华北发动进攻，1月攻陷山海关，3月侵占热河省会承德，5月已控制长城各关口和冀东，年底又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华北形势岌岌可危。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挑起事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统一与独立自主的最大威胁。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此刻正忙于“剿共”以及武力对付国民党内各反对派，并于1931年11月30日提出所谓“ 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蒋介石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他还说，“外敌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他下达命令，“对北上抗日请令，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正是在这种错误方针指导下，几百万国民党军队不去抗日，却用来剿共内战，致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得逞。不仅如此，蒋介石政府甚至还与日本签订一系列卖国协定，如1932年的《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5—7月间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他还镇压人民自发的抗日运动，解散冯玉祥、方振武等人领导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围攻由方志敏率领的共产党北上抗日先遣队。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以共产党为主导的爱国民主力量则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呼吁国民党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且组织和发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表示愿意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军队达成抗日停战协定。
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再度发表告民众书，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人们，共同团结联合在反帝统一战线里面一致抗日。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团结起来，积极支持抗日事业。宣言还号召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团结起来，共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一政府的发起者，中国工农红军愿意首先加入这一政府。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号召。
美国华侨多年来饱尝美国政府及社会的种族歧视和种族苛待，所以都渴望中国富强，藉此可以稍微减少本身所遭受的歧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对他们的梦想是一个沉重打击。因此美国华侨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下子被激发出来，他们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天然支持者。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主张，美国华侨响应热烈。1936年在纪念“五卅惨案”11周年纪念会上，芝加哥中华会馆书记吴滋田主张“国共合作”，并说如果没有1927年蒋介石分共之事，中国早已成为强国了，“九·一八”事变也就无从发生。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侨也举行“五卅”11周年纪念会，并特致电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转南京政府，要求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同时还致函纽约华侨，建议美国东西部各地华侨组成抗日联合阵线。纽约华侨反帝大同盟在1936年2月提出与中国共产党纲领类似的抗日救国纲领，其主要内容有：一、武装抗日；二、扫除汉奸；三、不分党派的大联合；四、促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美国华侨从政治上和舆论上响应、拥护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谴责了国民党政府的剿共内战政策，指出国民党当局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合作，共同御侮，中华民族才有生路。包括美国华侨在内的海外侨胞一致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和呼声，形成一股推动国共合作的强大的海外力量。
在响应与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的同时，美国华侨对国民党政府违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则予以坚决的谴责。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学生的爱国行动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美国华侨闻讯后愤怒异常，他们积极声援抗日学生运动，谴责国民党镇压爱国学生。“一二·九”运动发生后，纽约学生抗日会当即致电，对国内学生的爱国行为表示支持。电文中说，“对于北平学生此次抗日示威运动”“甚表同情，誓为后盾”。该会还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不分党派组织国防政府，出兵华北，对日宣战收复失地”。12月17日，纽约学生抗日会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串联华盛顿、费城、芝加哥、波士顿及密执安等大城市的中国学生会、奋起援助国内学生运动。他们在致各地学生会的电文中说，“日寇进攻华北日急，北平学生会纷起抗日示威，实为我民族抗日力量的严重表示！我海外同学应一致奋起斗争，以保国家最后生命！……务请贵会号召当地中国同学一致声援，共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纽约学生抗日会的呼吁得到了广泛策应，就连“土生”居多的旧金山阳和侨校的侨生，对中国抗日救亡运动也非常同情，他们也聚会致电国内声援，电文中称“北平学生联合会，救国运动，以致流血，足寒敌胆，望奋斗到底，同人誓为后盾。”
继华侨学生之后，美国华侨社会也掀起声援“一二·九”运动的怒潮。费城、芝加哥、旧金山等大城市的华侨纷纷致电京津学联，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誓为他们的后盾。
纽约中华公所的侨胞召开会议，即席由侨领吕超然拟电稿四封，分别致北平学生会、南京国民政府、上海《大美晚报》和香港《大公报》，对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侨界同钦”“誓为后盾”。
1936年5月31日，沈钧儒、邹韬奋等响应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发表声明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红军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国民党政府对此非常恼怒，遂于1936年11月23日在上海将全国救国联合会的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等逮捕，制造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事件传到美国侨界，广大华侨无不感到震惊，他们立即和国内外各阶层一道，投入到营救“七君子”的斗争中。纽约中华公所华侨抗日救国会致电南京政府，认为逮捕“七君子”是自毁长城；华侨衣馆联合会也决定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一切抗日政治犯及各界救国会领袖，同时通电全国各界救国会，向“七君子”表示慰问。
美国各地华侨声援“一二·九”，营救“七君子”的斗争是全国抗日民主救亡运动的一部分。这一场斗争是全体中华民族力量，其中也包括美国华侨在内的海外侨胞积极争取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进一步推动国共合作，在政治上孤立国民党，对其被迫走上国共合作的道路是个有力的推动。美国华侨的作用曾经得到过中共领导人的充分肯定。1940年11月，中共领导人吴玉章在延安召开的归国华侨救国联合会上讲话说，“海外华侨在统一战线上，起着许多推动作用”。
1937年9月22日，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发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正式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关系。至此，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举国上下出现团结一致抗战的大好局面。美国华侨的愿望终于实现。
有了一致抗战的局面，还要有它的持续，方能取得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为了这一目标，美国华侨采取措施，支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尽其所能，以各种形式支援中国抗战，使之能坚持到最后胜利。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前，国民党政府基本上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抗战也比较积极，但是它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直没有完全放弃。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一共制造了三次反共高潮。美国华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
1940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加紧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美洲洪门领袖司徒美堂、阮本万和吕超然三位先生针对“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之虞”，代表十万洪门侨胞，向国共两党分别拍来急电，呼吁国共两党继续团结抗战，以挽救祖国危亡之命运。他们还建议召集各党各派领袖，组成特别委员会，或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切实解决国共两党纠纷，使两党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
“皖南事变”爆发后，纽约《华侨日报》迅速揭露了“皖南事变”真相，并联合纽约《五洲公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以及加拿大、古巴等地报纸联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新的分裂，蓄意消灭抗日军队的暴行。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地十大侨团，“纷弛急电，力请团结抗战”。他们在电文中指出，“国共团结抗日，不独为抗战之灵魂，抑亦最后胜利生命。”
美国华侨的心声也代表了海外广大华侨的心声，他们要求团结抗日，反对分裂。国共两党能坚持合作，并较快平息军事摩擦，其中也凝结着包括美国华侨在内的海外侨胞心血和功绩。
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活动，美国华侨予以坚决制止，对国民党的投降派，他们更是迎头痛击，大张挞伐。汪精卫是亲日投降派的主要代表。从抗战开始，汪精卫就散布抗战必将导致玉石俱焚的谬论。在1938年12月29日，汪更是逃到河内，发表“艳电”，赞成日本首相近卫对华三原则，公开叛国投敌。随后他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并拉拢、引诱国民党内部意志薄弱者从事降日活动，阴谋从内部分化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汪逆投敌叛国、充当汉奸的行为，美国华侨异常愤慨，反应强烈。他们迫切地感受到，如果不能有效制止这股逆流，则其中凝聚着包括美国华侨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心血，来之不易的全民族抗战的大好形势就会被断送，抗日战争就不能顺利进行。旧金山中华民国抗日救国总会暨美、加、墨13个分会发出通电，“汪逆如抵海外，侨等誓当诛此巨憨，使彼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纽约《民气日报》于1939年6月10日发表题为《国府明令通缉汪精卫》的文章，并从7月1日起，一连三日刊登陈诚的讨汪文章《抗战形势与缉汪意义》；7月8日，该报又发表署名披星君的文章《吴佩孚毕竟胜汪一筹》。旧金山的《少年中国报》转载《吴稚晖先生斥责汪精卫的荒谬主张》一文，并发表社论《严厉制裁汪精卫》。
在声讨汪逆运动中，美国华侨同全国进步人士一道，成功地抑制了汪伪的分裂逆流，维护了合作及一致抗日的局面，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美国华侨也从多方面给予中国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援祖国坚持抗战。
从“九·一八”事变起，美国华侨便相继成立了许多救国组织，如旧金山的中华总会馆组织的驻美抗日救国总会和纽约华侨成立的抗日会等。全国抗战爆发后，有华侨居住的美国各地大多成立了类似的抗日救国组织，其中以旧金山、纽约和芝加哥三个地方的为最大。
1937年8月20日，旧金山91个有广泛代表性的华人社团开会，成立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是邝炳舜，副主席是李云煦及何少汉。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是抗战时期美洲规模最大的华人救国组织，其领导范围包括芝加哥以西，以旧金山湾区为主的广大华人居住地区，甚至包括墨西哥、中南美洲各地华人社区。芝加哥也于同日成立救国后援总会，该会委员长是梅友卓，副委员长是李伟洋和谭赞。9月24日，纽约60多个华人社团组织代表开会，成立了一个抗日救亡联合组织——纽约全体华侨抗日筹饷总局，到10月18日，这一组织扩大为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在美国另一个地方——檀香山，1937年8月8日也成立了祖国伤兵难民救济总会，以及稍后成立的妇女献金会等组织。
抗日救亡组织成立后，募捐及抗日宣传活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八年抗战期间，救国会帮助中国政府推销了1937年和1938年第一、二期救国公债，以及其他名目繁多的捐赠和慰劳。有些是一次性的，如为前方将士购买雨衣、捐赠蚊帐，购买救护车、飞机、棉衣等。有些是一年一度的，如春节献金、七·七献金、双十献金等。很多华侨商店常常设救济箱，供顾客将零钱存入。除直接募捐外，筹款形式还有演剧、举行舞会、游艺会、时装表演、义卖等。在困难时期，大部分美国华侨自觉地解囊支持祖国抵抗侵略者。有些地方甚至规定了各捐献定额。例如，旧金山规定每人最少要捐棉衣两套，萨克门托规定航空救国义捐捐付人最低水平要捐赠50美元。对那些不服从规定者，救国会就会向他们施压，如果他们就范，则罚款了事；如果反抗就会被斥责为“汉奸”，或被殴打，或被捆绑游街示众，这些做法虽然有些过火，但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这些少数人的态度却是华人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在整个抗战期间，美国大陆华侨共筹款2500万美元，每人达到300美元，其中旧金山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募得500 万美元，为最高；纽约次之，筹得329万多美元；芝加哥则筹得240多万美元。此外，夏威夷也筹得70万美元，每人平均为141美元。
美国华侨响应祖国的呼唤，他们节衣缩食捐出的款项和物资对抗战的支撑起了重要作用。1941年后，日本陆续占领南洋，美国华侨的捐款如雪中送炭，成为国民政府侨汇的主要来源，对缓解国民党政府外汇压力，使其能更多地购买抗日战争的战略物资。
物资的支持对抗战固然重要，但精神上的支持也同样可贵，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1939年5月，重庆国民政府发布全国精神总动员令，根据一切服从抗日利益，一切为了抗战的基本原则，从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奋起，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动员令发布之后不久，美国华侨社会就群起响应。旧金山的抗日救国会在5月21日召开大规模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宣誓大会。其他华埠也相继效仿。救国会在华埠实行严格新闻检查制度，禁止发布不利于抗战的言论。例如，旧金山的《金山时报》某记者曾发表文章提到蒋介石，在委员长三个字上加上括号。不久他被请到中华会馆，要求他解释用意何在。对华埠以外的地区，美国华侨则积极宣传，向美国朝野朋友、知识分子、政客、工商界人士、宗教领袖等游说，让他们了解并同情中国人民的斗争，使他们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世界和平及美国利益的威胁。他们的宣传方式多种多样。首先是发表英文宣传小册子，如1937年旧金山中华会馆刊印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38年又刊印《中日战争的分析》。其次是示威游行。这也是引起美国社会注意的一种方式。例如，1937年10月27日日本派铃木文治率领五人代表团到美国宣传，企图粉饰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说服美国朝野改善同日本的关系。旧金山华人200多人同美国友好人士300多人一道聚集在码头呐喊示威，引起美国人民的注意。第三，他们还与对华友好人士合作，建立抗日援华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有翼朝鼎与纽约知名人士组织的“中国人民之友社”，以号召美国人民援助中国人民抗战为宗旨；郑家颐与罗斯福总统之子西尔·罗斯福组织的“抗日援华委员会”等等。这些组织曾经组织了旅美华侨与美国人民进行抵制日货的集会和行动，其中在1938—1941年底进行的一系列禁运废铁给日本的运动影响最大，宣传效果显著，在改变美国人民的舆论，使之朝着有利于中国抗战方向发展上起的作用比华侨单独组织的效果更好。
此外，华侨还以文学、艺术、歌咏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1941年，刘良模在美国组织华侨战地歌咏团，与美国著名黑人歌手保尔·罗布逊合作，将抗战歌曲译成英文并介绍给美国社会，其中之一是《义勇军进行曲》。
美国华侨除了在物资、精神上支援国内的抗日战争外，他们还选派青年回国，直接参加抗日战争。鉴于中国战场缺乏的主要是空军等技术部队，所以美国华侨回国参战主要是飞行员及其他技术人员，如医药、工程、机械等方面的人才。华侨飞行员对中国的空防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国民政府的空军部队中，华侨占了驱逐机飞行员中的四分之三，他们绝大多数人来自美国和菲律宾。
美国华侨归国参战的具体人数不是很清楚。不过，据广东省侨务委员会1946年的统计，抗日战争期间，粤籍归国参战的美国华侨青年约1000人。美国华侨飞行员推动了中国空军的发展，提高了中国对日空战的能力。有些人如杨仲安、雷严钧等因作战英勇，屡立战功，被提拔至将领级职务；另一些人如黄波、黄元波、苏英祥、陈瑞钿等或阵亡，或失踪，或重伤，献出了青春和热血。1941年，美国参战后，加入美国军队的美国华侨有些被派往中国战场，也直接参加了对日作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无论是对于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还是对于全民抗战的持续、直到最后胜利，从物资到精神等各个方面，美国华侨都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转自：huaxiamagazine
作者：吴金平、王艳灵（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